比總統大選還好看?只屬於美國的騙子秀,他用錢成爲國家英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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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科羅拉多州阿斯彭,離鎮中心不遠的一處豪宅內,安娜-漢森正給8歲的兒子馬克斯講爸爸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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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孩子,知道嗎,你的父親曾經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自行車手之一”,媽媽剛開口就被兒子打斷了,“哦,是嗎?但是他作弊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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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孩子的父親蘭斯-阿姆斯特朗好像並不這麼想。

阿姆斯特朗在被曝出驚天醜聞的第一時間就爲自己辯護過:作弊的定義是“通過某種手段在對手身上取得優勢”,如果大家都使用禁藥,那麼這種相對優勢就不存在,所以某個個體服用禁藥也就不算是作弊。

但這顯然是個經不起推敲的邏輯,紀錄片《The Armstrong Lie》的導演吉布尼當時在片尾就給出了反駁:“作弊的另一個簡單定義就是欺騙,即便我們所有人都心甘情願被騙,蘭斯也仍然是個騙子。”

然而吉布尼口中的這個騙子,曾經是和邁克爾-喬丹、泰格-伍茲這樣的名字相提並論,即便是跳出體育界把美國曆史上的所有大人物數一遍,阿姆斯特朗從聲譽上講也保持着“高空墜落”的歷史紀錄,並且很可能空前絕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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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距離禁藥醜聞被曝光已經過去8年,阿姆斯特朗從來沒有停止過拋頭露面,因爲他堅信自己對作弊的定義沒毛病。

在他身後,是一羣憎恨他的人,和另一羣還在擁戴他的人,兩邊偶爾圍繞“什麼叫作弊”打打架。儘管被判終身禁賽,阿姆斯特朗始終騎在這兩撥人前面,反正沒有一個追得上他。

1

審判前夜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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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春末,阿斯彭一家烤肉店的餐桌前,阿姆斯特朗如往常一樣和家人朋友們侃侃而談。這個前美國英雄已經被放逐了4年,但他幾乎從不單獨行事。

兒子馬克斯會經常大聲喊叫,因爲他不止一次聽到爸爸在說髒話,根據父子倆的約定,馬克斯每指出爸爸的一句髒話,他就能獲得一美元。

阿斯彭是全美最富裕的社區之一,但即便和禁賽之後的阿姆斯特朗相比,這裏居住的大多數也只是普通人。不過阿姆斯特朗絕對是整個鎮上最有親和力的存在,他那所在2009年花900萬美元購置的豪宅,一年四季都對鄰居們敞開大門,尤其到了夏天,這裏幾乎每晚都會舉辦兒童排隊或是露天雞尾酒會。

阿姆斯特朗帶着未婚妻和五個孩子從烤肉店返回家裏,那天晚上只有23名客人,活動稍顯冷清,不過有4個來自得克薩斯的客人當晚會在宅子裏過夜。

眼前的這一切越是顯得其樂融融,它背後的脆弱才越發觸目驚心——你能想象嗎?這是一個可能在不久之後被徹底沒收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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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家主人的鉅額官司,那23個客人更不可能不知道:因爲使用違禁藥品構成欺詐政府,前隊友弗洛伊德-蘭迪斯和美國郵政局(美國郵政車隊的贊助商)向阿姆斯特朗索賠9700萬美元。在此之前,阿姆斯特朗已經爲達成各方諒解和各項法律費用總計支付了3600萬美元。

當然阿姆斯特朗仍然是個大富翁,2012年東窗事發之前,他曾告訴一位朋友自己的資產差不多過億。現在的阿姆斯特朗已經不能在體育圈賺錢了,他創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投資組合,開了兩家自行車店,偶爾四處演講來賺點零花錢。爲了解悶,這個當年的鐵人三項天才還轉行做了一名田徑選手。

看起來有那麼一點落魄是嗎?阿姆斯特朗的反對者會馬上站出來敲你的腦袋:不要被這種所謂的救贖之路所迷惑,過去他是不是無數次聲稱自己清白,結果呢?

仍然會有數不清的人在同一時間稱阿姆斯特朗是“作弊的雜種”,或者乾脆把話說的再毒一點,“讓他因癌症復發而死去吧!”

然而在那座佔地5800平方英尺的大宅子裏,你完全嗅不到一絲草木皆兵的味道。阿姆斯特朗只想讓這些遠親近鄰吃飽喝足,他可以習慣再也拿不到廣告代言的日子,但他無法接受不在人羣中間的感覺。

如果是跟着一幫人騎車那就更棒了,就算沒有賽事獎金也沒關係。實際上,阿姆斯特朗也並未徹底被自行車運動擋在門外,到各州參加過幾次非正式比賽之後,他萌生了一個想法:利用自己的號召力組織一幫人玩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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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u公司的總部在奧斯汀,是由阿姆斯特朗聯合幾個朋友共同創辦,這家公司力求爲耐力運動愛好者提供業餘賽事服務,當然從運營規模看,WeDu還只能算是一家勉強盈利的小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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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6月3日清晨,400名中年人冒着雨迎來了得克薩斯的日出,需要騎行100英里的得克薩斯100賽(Texas Hundred)即將開始,一身深藍色WeDu騎行服的阿姆斯特朗衝着人羣喊話。

“早上好,諸位!”

“早上好!”

“誰願意在清晨5點起牀,然後騎上100英里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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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們(We Do)!”

“等我們回來之後,我給大家準備了啤酒、烤肉和音樂!我準備一口氣喝三罐!”

那是一個45歲、退役將近6年的阿姆斯特朗,但他毫不費力的騎到了最前面,身後是一羣苦苦追趕的會計師、髮型師、教師和律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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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騎行水平如何,這羣人都穿着專業的騎行鞋,有的把肚腩硬塞進了色彩鮮豔的騎行服裏,出發前他們會煞有介事的檢查輪胎氣壓,然後嚼上一根能量棒。在阿姆斯特朗服藥然後忙着贏環法賽冠軍的那些年,誰敢想到有朝一日能和他一道在郊外騎行?

時隔多年,阿姆斯特朗仍然享受那種和一羣人出發,然後一馬當先,最後衆星捧月的感覺。哪怕是自己攢的票友局,效果也不差。

2

鐵錘

Lance Armstrong人如其名。Lance原指冷兵器時代騎士用的長矛,阿姆斯特朗不但沒有辜負這種天生的銳利,甚至將長矛改造成了更兇悍的武器。

按照阿姆斯特朗的密友巴特-納格斯的說法,“在蘭斯的工具箱裏,最重要的物品就是一把鐵錘”。阿姆斯特朗像是一個隨時在揮舞鐵錘的憤怒狂,除了站在世界之巔的那幾年,他更多的時間是與憤怒爲伴。

阿姆斯特朗承認他在第一個職業賽季就服用了可的鬆,那年他只有21歲,然而這種藥物很快就不頂用了,因爲促紅細胞生成素(EPO)逐漸成爲自行車界的主流。

阿姆斯特朗所在的摩托羅拉車隊一開始是拒絕服用這種禁藥的,但從1994年到1995年,EPO已經遍地開花,這種“火箭燃料”一樣的高辛烷值藥物效果太過顯著。當時阿姆斯特朗正處於職業生涯的上升期,眼看着第一批使用EPO的選手逐漸超越自己,這種競爭力的喪失令他抓狂。

阿姆斯特朗的前隊友、現任英孚車隊老闆喬納森-沃特斯透露,“他的成績一直在倒退,你能明顯感覺到他的憤怒,正如他當時所說,‘EPO開始流行,那些該死的傢伙應該被揪出來’!”

對一個少年時代寧願把年齡改大,也要找到征服快感的前鐵人三項選手,EPO根本不是什麼道德層面的問題,這東西的出現可能會讓阿姆斯特朗丟掉面子。

所以,這腔怒火最後只化作了同流合污的動力。以至於2012年東窗事發的時候,並沒有幾個人知道第一批服用EPO的究竟有誰,被當做匪首揪出來的,只能是阿姆斯特朗。事發後的48小時內,贊助商紛紛解除合同,阿姆斯特朗直接損失7500萬美元,然而他的第一反應完全不是醜聞敗露之後最常見的驚慌和焦慮,他的臉上還是寫滿憤怒:“媽的,這破事就趕緊扛過去吧。”

阿姆斯特朗有他憤怒的理由,因爲在他的邏輯裏,服藥沒啥見不得人的:那些對手何嘗不是在服藥的環節上資金充裕、組織嚴密?既然所有人都在“同一起跑線上”,阿姆斯特朗這個藥中之王也是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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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回頭看阿姆斯特朗在環法奪冠之後的發佈會現場,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:每當被問到是否服藥,然後他斬釘截鐵的Say No之後,現場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停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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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明當時的空氣裏瀰漫着藥的味道,卻沒人站出來捅破那層窗戶紙,在場所有人都默許了讓阿姆斯特朗來帶節奏。所以事發後阿姆斯特朗的反駁和抵賴才顯得如此順理成章——當年虛僞的又何止他一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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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他將美國反興奮劑協會(USADA)主管特拉維斯-塔加特視爲仇敵:“我的成績都被你們取消了,那1999-2005年的環法賽到底有沒有舉行過?既然舉行了,就應該有冠軍,冠軍是誰?沒人敢站出來,沒人敢說自己有資格奪走我的領騎衫。”

USADA並不比阿姆斯特朗理直氣壯,因爲全世界都知道自行車運動員在濫用禁藥,USADA的盤外招是找各種污點證人:只要交出阿姆斯特朗的違規證據,我們就給你減輕處罰。結果就只有阿姆斯特朗一人被剝奪了全部冠軍頭銜,面對這種有點下三濫的手段,也難怪阿姆斯特朗鐵錘狂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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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相比被剝奪冠軍,另一件事才最戳他的痛點:服藥一事敗露之後的第一時間,阿姆斯特朗被踢出了Livestrong基金會。

這家基金會是在1997年阿姆斯特朗被檢查出癌症後一手創辦的,除了本人捐的500萬美元,通過他牽頭募集的捐款總計已經超過了5億美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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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阿姆斯特朗百般抵賴的那段時間裏,抗癌基金會一直是他最強硬的盾牌,但現在公開承認服藥,等於把基金會其他董事和受託人逼到了最尷尬的境地。

這家基金會之於阿姆斯特朗,是比所有冠軍頭銜更加隱祕而矛盾的角落,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由無數謊言編織而成的慈善機構,但阿姆斯特朗的抗癌故事激勵過無數同樣命運的人,這件事又是確鑿無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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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董事會沒有理由在這種倫理陷阱中糾纏,永久踢掉阿姆斯特朗是唯一的選擇:“我們比任何人都尊敬和熱愛阿姆斯特朗,他是一個優秀的領導,有着不可思議的才華,但我們已經別無選擇。”踢掉阿姆斯特朗,Livestrong纔不至於被揶揄成Lie strong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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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在阿姆斯特朗看來,這些曾經最親密的戰友無非說了些冠冕堂皇的話,現實就是自己遭到了徹底的背叛。撇開慈善性質不談,Livestrong是一個阿姆斯特朗任何時候進入都可以立即享受到C位快感的王國,和C位的永別,可能的確比剝奪全部獎牌還要痛苦。

時至今日,Livestrong標誌性的黃色腕帶在全世界已經售出1.2億條,基金會也在2020年剛剛換上了新的logo。新logo乾乾淨淨的,像是從未被藥漬污染過。

3

《Lance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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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姆斯特朗與美國郵政那場可能上億的官司,最後在2018年以500萬美元的價錢達成和解。沒有因此而破產的阿姆斯特朗,開始了他的下一個賽段。

阿姆斯特朗深知,即便是官司結束了,一定還有人對自己很感興趣。一個震驚世界的大騙子在沉澱許多年之後,總會發生一些有趣的變化,比如說變成了一個深沉的、神經質的、更難捉摸的老騙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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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PN敏銳的意識到了這個問題,所以他們在今年4月推出喬丹的紀錄片《The Last Dance》廣受好評之後,果斷選擇了用《Lance》接檔。這部阿姆斯特朗的最新紀錄片足足花了18個月去製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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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安排值得玩味:你可別說這兩部片名若即若離的文字遊戲不是有意爲之。永遠被激情驅使的喬丹,用有殺傷力的Lance(騎兵長矛)來形容並不違和,而對淡出公衆視野的阿姆斯特朗來說,他會把每一次出鏡都當做自己的Last Dance。

如果不是這段驚天醜聞,阿姆斯特朗原本是可以和喬丹平起平坐的人物,當然即便是在今天,也仍然有人願意找到兩人的共同點:就像喬丹習慣性的去虛構一個競爭對手那樣,已經遠離賽場的阿姆斯特朗也始終不忘製造矛盾。

某種程度上說,阿姆斯特朗在這條路上走的更極端,他明知道一出門就可能招來猝不及防的謾罵,但他始終堅持招搖過市。相比起孤獨的躲起來,他寧願衝那些謾罵者露出狡黠的笑容。

比如他在《Lance》開篇繪聲繪色的講過一件小事:一次他和朋友穿過酒吧附近的馬路,酒吧門口六七個傢伙開始指着鼻子罵,“去你媽的,他媽的騙子”,朋友讓他趕緊上車,因爲換成過去,阿姆斯特朗肯定會衝上去一頓胖揍。

結果阿姆斯特朗給酒保打電話,“這是我的信用卡號碼,不管這些人吃什麼喝什麼,都算我的,只有一個條件,你得告訴他們,‘夥計們,蘭斯搞定了一切,他向你們問好。’”

阿姆斯特朗在講這個段子的時候神采飛揚,相比起挽救自己的名聲,他顯然更喜歡用錢砸到反對者臉上(反正那些該死的官司都結束了),然後噎得對方哭笑不得纔好。

前美國郵政車隊選手弗蘭基-安德魯的妻子貝琪-安德魯代表了一種主流看法:“我認爲直到今天,他都沒有意識到對人們造成了怎樣的傷害。他根本不在乎,他只是懷念媒體、公衆的奉承和關注,他想重新贏得好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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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已經失去了靈魂,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美國人很寬容,所有人都翻篇了,可是他道歉了嗎?他和其他人和解了嗎?他有努力彌補過嗎?他認爲只要和人們說幾聲對不起,或者通過媒體表現出他有多抱歉,就足夠了。”

不過貝琪-安德魯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:如果我們認爲阿姆斯特朗是個撒謊成性的混蛋,那他究竟怎樣做纔算真心實意的懺悔?他的一切道歉都可以被視爲“又在演戲”。

公平的講,阿姆斯特朗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麼頑固,許多年前當脫口秀主持人用“其他人也都吃了藥”來給他下套的時候,他沒有中計:“聽上去你好像在爲我辯護,但我不需要。我相信沒有人想再聽這種屁話了,他們都很失望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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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你不要指望阿姆斯特朗向全世界懺悔:如果他也會流露出歉意,那這少得可憐的歉意也只留給極個別人。

“過去曾有一些人死心塌地的支持我,即便在傳言越來越多的時候,他們還選擇相信我。對於他們而言,這要比經歷一次背叛還糟糕,他們覺得自己都成了同謀犯。這纔是我選擇在自己的餘生繼續道歉的原因。”

在紀錄片裏,阿姆斯特朗並不掩飾自己喜歡打嘴仗的嗜好,比如他把前隊友兼告密者蘭迪斯形容爲“每天像一坨屎一樣睜開雙眼”,但在鏡頭之外,極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份堅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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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被踢出基金會很多年,現在他仍然致力於幫助個體癌症患者,每星期都會抽時間給他們打電話發視頻,甚至親自登門拜訪。他的確沒有對外聲張過這件事。當年他還在基金會時有個規矩,不允許記者和他一同進入病房探視。

“過去,我的郵箱都被塞滿了,我不可能幫助到所有人。但現在,那些愛莫能助的事情已經少了很多,這一點很酷。”

當然了,對反對者而言,阿姆斯特朗的任何舉動都可以被解讀爲作秀。

4

孩子

阿姆斯特朗不至於在孩子面前作秀,這可能是他真正的底線。

大兒子盧克是阿姆斯特朗和前妻所生,現在已經成年了,盧克曾經爲了捍衛父親的名譽和別人打過一架。後來經過心理醫生的指導,情況有了明顯好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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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紀錄片中,盧克被問及是否會爲了提高成績而服藥,這個打橄欖球的孩子搖搖頭:“如果我這麼做,被抓住,那麼隨便一個人就會跳出來說,‘和他父親沒什麼兩樣’。”

可是阿姆斯特朗對這件事的看法卻直白的有些過分:“作爲一個大學新生,我認爲吃藥是個糟糕的主意。但如果進了NFL,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,但是在目前的階段,吃藥是不值得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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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姆斯特朗從來沒有掩飾在禁藥問題上的“辯證法”,但我們似乎無從指摘他的教育方式,比如開篇提到的,馬克斯每抓到他的一句髒話,就能獲得一美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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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幼的馬克斯只知道爸爸作弊了,卻對整個故事一知半解,他還有個更小一些的妹妹奧利維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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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終有一天,我會跟他們進行一次長談,你總不能這樣告訴一個七歲的孩子,‘當時的環境非常惡劣,所有人都這麼幹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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